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时任日本首相提出“氢能社会”构想，要发展氢能。
当时日本东北太平洋地区发生里氏9.0级地震，福岛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在役核电站，地震直接导致核电站的放射性物质泄漏到外部。
该泄露和切尔诺贝利一样，属于核事故最高分级7级(特大事故)的事故，对于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影响深刻而又深远。
就在去年，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此事引发国际社会的众多谴责。日本这一将风险分摊至全世界的行为，让人不敢苟同，而核废水还没排完就重启位于关西地区一座已“超龄”服役的核电站，再次引发全球关注。
日方给出的一个说法是核能和新能源是日本2050“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战略举措，足见日本能源对外的依赖程度，以及对于“自给自足”的迫切渴望。
在上一篇「早科技」专栏，三林给大家简要介绍了氢能的优势，以及目前发展仍然存在的困难。但即便困难，日本仍然坚持氢能这一国家级能源战略的理由是什么?本文尝试梳理日本这一战略的历史渊源，供诸君探讨。
是历史趋势也是“情势所逼”
作为一个国土面积小、资源匮乏、又四面环海的国家，除了海洋是日本天然可以依赖、可以称得上取之不竭的资源，日本其他资源相对都比较匮乏。
但日本也不是一直都这么匮乏，也不是什么资源都匮乏。
首先，我们都知道的一点，日本渔业资源、森林资源、水能都十分丰富。其中，水资源多意味着水力发电、利用水制氢都十分占优势。
在矿产资源这一块，日本虽然总体量不多，但还是有一些储备，比如金矿、银矿这类贵金属不算少，比如地处火山带而带来煤炭、硫磺等资源储备丰富(但日本煤炭杂质多、开采困难，还需依赖进口)，比如日本的铜矿、稀土资源也有大量储备。
问题在于，日本资源种类虽然不算少，但大多数资源量都比较少，这也是为什么大家常常调侃日本酷爱买矿。
2020年3月，作为新国际资源战略(New International Resource Strategy)的一部分，日本发布了关于如何确保关键矿产和材料供应链安全的最新观点，呼吁调整矿产的重要性和政策工具，专注于与矿产回收相关的创新。
此外，日本的储备将扩大到原来的七种矿产之外，并将储备水平从国内消费的60天提高到180天(部分矿产)。
总体而言，要支撑起庞大的制造工业，需要有充分的资源储备，而在种种储备中，石油和天然气是日本进口的大头。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石油和天然气严重依赖进口。这一现象，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达到高峰。抗战时期，日本就曾在中国东北地区搜寻过石油的踪迹。
之所以需求量大，主要是经历“二战”后的萧条，日本重化工业等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开始加速追赶，石油作为工业发展的基础，用量蹭蹭上涨。
问题来了，很快7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的两次石油危机，让高度依赖原油进口的日本备受打击，陷入滞涨，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这一情况也迫使日本采取一系列节能措施，并开始寻找新的替代品，也开始重视新能源。这一时期日本能源转型的重心是“核电+液化天然气”，前者供给足，后者则相对清洁。
转眼来到2011年，福岛核事故让全世界震惊，让日本、也让其他核电大国对核电这一能源持保留态度。
核电没了，还能用什么?
氢能似乎成为当时最合适的选择。
决不允许日本“一家独占”
从历史脉络来看，发展核能和绿氢这一原材料为水的清洁能源，是日本顺应时势的选择，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虽然当前天然气和石油仍是日本进口和储备的重头戏，但总是受制于人的日子并不好过。特别是这两年地缘政治局势紧张，不确定性增加，很多时候，日本也是“夹缝中求生存”。
今年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日本在6月从俄罗斯进口石油量一度缩减至零。
但理智和情感都战胜不了需求。时值夏日高温，主要依赖化石燃料发电的日本电力供应紧张。不得已，在7月日本又恢复了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一开始想要减少化石燃料的对外依赖是真，但自身新能源不足以支持国内海量需求也是事实。
作为日本能源转型的重头戏，选择氢能的理由已经足够充足。
诚然，有历史和时事的因素在，但氢能源具备的种种优点，的确也很难让人抗拒。
日本的选择，既是着眼于历史，也是面向未来。
三林在上篇介绍氢能的文章中，就介绍了氢能的种种优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文章标题阅读(《日本想当全球氢能“老大”，中国呢?》)。
总体而言，氢能清洁、绿色、获取来源简单(水)、又是减碳的绝佳替代品。这不仅是日本选择氢能作为能源转型的理由，也是其他国家布局氢能的理由所在。
相较于日本的“顺势而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氢能源战略更像是一场减碳和能源转型的攻坚战，不仅是氢能，包括光伏、绿氨等，都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方向。
目前主流分析都认为，日本将氢能视为“脱碳社会的一张王牌”，并在全球率先进入“氢能社会”，引领全球市场。
但从目前各国在氢能领域的种种动作来看，他们可以允许日本抢占先机，但绝不希望日本独占市场甚至引领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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