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逆周期时期如何保证能源转型顺利进行

“在新的历史时期，能源领域投资什么，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举措，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思考的事情!”在5月12日，中国新闻社与能源基金会联合举力的2023年第一期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上，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骥表示道。

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中新社记者田雨昊摄

他表示，我们国家的经济自2012年以后进入了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时间，其中去过剩产能我们就做了大量的工作，前后持续了10年时间，2020年期又遭遇了3年时间的疫情冲击，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周期，这便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逆周期。在这的历史时间，他认为能源领域提了保安全的目标，这个目标在历史看来是一个更为紧迫、更为重要的、排序更靠前的目标。

提到如何保障能源安全，是依托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保安全，还是依靠别的技术如可再生能源?邹骥进一步提到在《巴黎协定》里，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里有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可再生能源的占比和装机量至2030年要达到12亿千瓦。当前，可再生能源在我们国家发展迅猛，过去的几年时间，我们每年都保持1.2亿千瓦以上的增长，根据国家能源局公布的文件表明将达到1.6亿千瓦，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2030年的目标不难达到。当然，这背后依托我们强大的体制，依托我们国家党和政府的领导，依托我们强大的制造业，依托我们巨大的市场，这个是有巨大的潜力和爆发力。

同时，邹骥还谈到我们的电动车也进入到一个快行道，在当前我们国家整体出口面临严峻压力的情况下，电动车的出口反而非常好，除此之外还有全球热泵、太阳能组件、高效制冷设备、以及特高压直流输变电的出口等，这些出口已经成为我们逆周期时代出口的新亮点、新支柱，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和它的经济地位越来越相衬的出口结构和全球的市场占有率。因此，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经济增长恢复、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空气质量的目标，它们的重合度越来越高，那种认为搞低碳、搞环保就是阻碍经济增长的观点显然已经过时，已经不适应中国今天经济发展的现实，也和今天中国制造业的现状、中国的体制机制的现状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已经不相适宜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迫切的转变我们的观念，把实现双碳目标和中国式现代化紧密结合起来。

基于这样的背景，邹骥提出我们的能源转型就应该先立后破、稳定前进。首先要立非化石能源，特别是风光可再生能源的电源，在过去几年里面，今年是1.6亿千瓦增量，这里边大概大部分是分布式的，2022年的数据超过四分之三都是分布式的可再生能源，还有四分之一是长途输送的基地式的可再生能源，这都是我们在立的。第二要立储能，只有当我们有强大的储能，我们将来一个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的能源系统才有可能提供稳定的、平稳的能源供给。中国在发展储能中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就是我们中国建国70多年来，大量兴修了水利，七大流域都有大量的水库，依托这些水库，我们有了很多的抽水蓄能，以及化学储能、压缩空气的储能、飞轮储能等，这些大量因地制宜的储能方式，发展非常迅猛。第三要立电网，我们需要有强大的电网，这个电网需要解决可再生能源的就地消纳的问题，发出来自己就要用掉，小到微网、小到输配的容量，大到跨省的、跨地区的长途输送的网，特别是省际地区之间的互通互济，我们统计过全国整个的装机是超过全国的尖端负荷总和的。中国幅员辽阔，经济体庞大，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们目前还做不到互通互济，我们的电网还需要建设，还需要体制机制的支撑，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跨地区调电输电更灵活、更及时，把我们现有的资产存量调动起来，我们是不用再去建新的火电的电源，是有可能的。所以解决能源安全的问题是有很多思路，建设电网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当然同时要有体制机制的支撑，要有电力市场化的改革。

至于能源转型的周期问题，邹骥进一步提到我们需要三个周期，第一个周期是基于我们现有的庞大的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这些固定资产的寿命周期，如煤电机组的周期。现在

全国煤电机组平均机龄大概是14年，设计周期一般是30年，就是这些现有的机组平均下来还剩下十七八年，即使超期服役，也不会超过20年，也就是说在二十年的时间里面，现有的机组吃干榨净，退役的时候把它们退下来，那个时候在经济上、技术上是没有任何损失的，时间大致在2040年前后，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一个周期。目前，我们国家大致还有十二三亿的煤电机组，它们现在稳定运行，但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即在20年之后它们是一定要退役的。另外，增量这块的管理要严控，我们严控的是不再增加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资源资产的增量了，增量要用非化石能源来替代，假以时日，比如在20年时间里面我们就是完全有理由有可能去把这些现有的化石能源的资产存量给替代掉。

第二个周期是技术周期，这里边讲的技术周期主要是面向新型能源系统的这些技术，如可再生能源的技术、储能的技术、输电的技术、智慧电网的技术、需求侧管理一系列的技术，这套技术我们也有理由相信，在未来的20年里边完全是有可能强大到足够先立，立起我们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现代能源体系。因为我们在过去的10年里边，可再生能源的发电成本降低了90%，这个技术周期，只要我们大量开发市场，形成规模经济，不断去注入研发，完全有理由相信在未来十年、二十年里边我们新型的能源体系会大力发展。

第三个周期是投资景气周期。中国经济的周期，大概每七八年、每十年有一次起、有一次落，这个也是和全球的经济周期是有一定的关联，现在中国今天正好处于一个我们要抗下行、要反衰退的时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比较宽松，国债、银行债、企业债、银行贷款的额度等等都相对比较宽松，这个时候是一个加大投资的好机会，但是一定要把握好投什么，这样算下来我们再利用20年的时间，把非化石能源立起来，同时严控化石能源的增量，这个严控应该是在“十四五”期间，它可能还会增长一些，但是这个增量一定要严控，有理由到“十五五”期间，当我们新增的电力需求可以完全由新增的可再生能源支撑的时候，我们化石能源的增长就到顶点了，然后我们再稳步的进一步随着化石能源的先立往下走，非化石能源继续往上涨，我们的转型就会发生了。

在邹骥看来，当前我们面临着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时刻，应该对中国的能源转型充满信心。